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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400万字日记里,藏着广东晚清的真实图景

作者:邱捷 刘志伟
12月4日,由楠枫书院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“岭南文化新讲之七——杜凤治日记与岭南文化”专题讲座,在广州楠枫书院进行。

1866年,浙江绍兴人杜凤治赴任广东,十几年里历任广宁、四会、南海、罗定、佛冈等地州县官。与众不同的是,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,并且大部分都保存至今,是一部分量巨大、记载连续详尽、有闻必录、内容丰富的历史细节记录,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杜凤治留下的日记手稿共40本,篇幅近400万字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花费十年之功,整理日记原稿,进行标点、注释,最终以《杜凤治日记》之名,于2021年9月出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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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杜凤治日记》

邱捷 点校

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1-9


12月4日,由楠枫书院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“岭南文化新讲之七——杜凤治日记与岭南文化”专题讲座,在广州楠枫书院进行。邱捷教授携《杜凤治日记》及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与读者见面,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一起,分享、探讨《杜凤治日记》的史料价值、文化价值,以及对岭南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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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一提的是,当天正好是邱捷教授76岁生日。主办方特地为邱教授准备了生日蛋糕、鲜花等礼物,和全场读者一起,陪邱教授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寿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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碰撞与交融:真实的晚清岭南


杜凤治作为州县官,上面接触各级官员,下面要同绅民打交道,因此日记涉及的面很广,不仅有考试、催征、缉捕、听讼等公务详情,还有大量有关官员任免、官场内幕、中外交涉、风土人情、物产物价、风俗祭祀、演戏赛会、奇闻异事等内容,是了解晚清岭南社会生活的一扇窗。

邱捷教授从三个方面介绍了《杜凤治日记》对岭南文化研究的意义。

首先,它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。邱教授说,当时广东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,又是西方先进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。杜凤治当了5年多南海知县(辖区包括半个广州城),又兼做两广总督的外交助手,同外国事物、外国人有很多接触。一方面他钦羡西方的种种先进技术,知道西方器物进入中国不可避免;另一方面他对此又不太能接受,缺乏学习的积极性,他从不买洋布、洋装,也从不看西医,只看中医。他的日记对当时中西文化在广东的交融、碰撞,描绘了很详细、生动的图景。例如日记记载了同治十年的“神仙粉事件”,民间流传洋人收买中国人在水井撒放“神仙粉”,让很多人生病,求洋人医治,从而逼迫中国人信洋教。为此一些中国人鼓吹烧教堂,引发一场危机。两广总督瑞麟冤杀了多个无辜者,千方百计取得洋人的谅解。这件事就很能反映中西文化在岭南的碰撞。

其次,日记也反映了杜凤治对广东风俗文化的看法和偏见。邱教授说,当时浙江经历太平天国战争,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广东,而杜凤治作为江浙士大夫,却有文化上的优越感,看不起广东和广东人。当时广东士大夫重商、务实、受纲常伦理束缚相对内地宽松,因此杜凤治批评广东士绅“重财货”、“轻廉耻”。他还认为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,不怕官,不安本分,民风剽悍,人心浮动。他不止一次写道,广东将来会成为“天下大乱”的策源地,后来这一预言果真应验。

此外,《杜凤治日记》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广东人的物质生活、衣食住行、年成物价,祭祀、节日、戏剧等,还有越秀山(观音山)、白云山、花地、泮塘、西关等景点地标的情况。比如同治八年的“大打醮”,各色人物“公仔”摆满了一路,热闹非凡;同治十二年的“春色抬搁”大巡游,全城几十万人参与,官民同乐。日记也有助于考证岭南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。如除夕花市的起源,有专家说南越国时就有,有人说始于唐宋,有人说始于明清。广州方志专家陈泽泓主张广州迎春花市民国时才形成习俗。杜凤治当了5年多南海知县,日记却从未提及广州有迎春花市。倘若当时广州有迎春花市,杜凤治作为知县有大量工作要做,不可能不记。因此,迎春花市形成于民国的说法看来较为切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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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字和认人:出版背后的十年之功


《杜凤治日记》历经十年点校终于面世,背后凝聚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讲座现场,邱捷教授也分享了他整理日记过程中,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的一些体会。

邱捷教授介绍说,《杜凤治日记》的整理难度颇大。日记以较草行书写成,又往往写得密密麻麻,还经常在两行之间、段末、页面天头用蝇头小字补记。此外,日记提及人物时通常不用本名、全名,而用字号。凡此种种,对于深入理解、研究其中的内容造成了极大的障碍。

首先是体例问题。邱教授说,整理古籍通常都用繁体字,而《杜凤治日记》出版却改成了简体字。一是因为已经有了影印本,保存了文献的原貌;二是杜凤治写日记用了大量减笔、俗体、异体字,还有一些习惯的错字,如果全都改为繁体,更容易出错。因此,经过多次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以简体横排出版。

其次是认字难。做点注必须每个字都认出,查工具书。杜凤治手写的草书未必规范,有的字特别难认。邱教授举例,日记中提到一个同知许延瑴,字号子双,邱教授一开始认作“延榖”,后来编辑张贤明指出应为“瑴”字,“瑴”意为双玉,与其字号“子双”相对应。很多时候都需要像这样,靠前后文来推测。

最后,“谁是谁”更是一个难题。日记中很少用本名、全名记人物,多以其字号、绰号、地望、绰号、官名别称、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。比如日记中有时候会把巡抚、总督,称作东边、西边,如果不了解广州官署位置,那真是看得一头雾水。署理布政使郭祥瑞,在《杜凤治日记》里有廉舫、藩台、方伯、“七里”等不同的代号。有时杜凤治还会把重要人物姓名、字号写错,如日记里提到一位“胡竹如司寇”,但从嘉庆到同治年间,并无姓胡、字或号竹如的刑部堂官。后来,在工具书遍查字号为竹如的人物,才猜出此人应是咸丰年间的刑部侍郎吴廷栋。邱教授笑言,“幸亏现在有数据库,而且我在同龄人当中略微会查一点。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,这个日记让谁来都整理不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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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与现实:历史研究如何用好史料


对于《杜凤治日记》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,邱捷教授指出,它不仅篇幅巨大、内容丰富生动,而且具有很高的可信度。杜凤治写日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,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,“所以他什么都写,想到就写,甚至可能只是平时的发泄,这种日记就更可信。”邱教授介绍,《杜凤治日记》不仅是研究清朝法制的独特、难以替代的史料,也是研究清朝州县制度和晚清官员生活的重要史料。

在对谈环节,邱捷和刘志伟两位教授也从《杜凤治日记》出发,探讨史学研究要如何用好不同性质的史料。刘志伟教授指出,史学研究强调“同情地理解,理解地同情”。这个“同情”从何而来?研究古人的日记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,“它会把我们带到历史现场去”,从而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现实生活。刘教授说,这与官方的档案不同,官方档案总会经过很多修饰,因此解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史料产生的性质。比如广东的宗族制度,从《杜凤治日记》可以看出,宗族其实是官府和乡村斗争角力的组织,甚至被官府用来逼税,不交就把祠堂烧了,“所以古代农村不可能是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。”

邱捷教授也认为,档案和真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。他举例说,档案显示当时广东一年判处死刑只有十几个人,而杜凤治却写道,他每个月在刑场杀头数以百计。邱教授说,研究历史,“常识不能代替学问,学问不能违背常识”。研究岭南文化也好,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也好,都要广泛搜集材料,搜集以后要注意怎么去解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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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伟教授进一步指出,在解读不同的史料时,还要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。刘教授说,“读材料其实很容易受骗”,比如看了一些常见的材料,会觉得人都很讲道理很有修养,事情都很有秩序;而看了另一些材料,又觉得跟想象中差得很远,这种两极化是不对的。“其实任何写得很好的事情,背后都可能有不那么好的地方,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。” 


主讲嘉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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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捷


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,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。研究方向为孙中山研究、近代广东社会经济。著有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》《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》《近代中国民间武器》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》(合著)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等,整理有《杜凤治日记》,参与《孙中山全集》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的编撰。

 

对谈嘉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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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伟


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现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山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,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、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。长期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、历史人类学研究,著有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: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》《在历史中寻找中国——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》《贡赋体制与市场——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》《借题发挥》《溪畔灯微——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》等。

这部400万字日记里,藏着广东晚清的真实图景
作者:邱捷 刘志伟
12月4日,由楠枫书院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“岭南文化新讲之七——杜凤治日记与岭南文化”专题讲座,在广州楠枫书院进行。

1866年,浙江绍兴人杜凤治赴任广东,十几年里历任广宁、四会、南海、罗定、佛冈等地州县官。与众不同的是,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,并且大部分都保存至今,是一部分量巨大、记载连续详尽、有闻必录、内容丰富的历史细节记录,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杜凤治留下的日记手稿共40本,篇幅近400万字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花费十年之功,整理日记原稿,进行标点、注释,最终以《杜凤治日记》之名,于2021年9月出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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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杜凤治日记》

邱捷 点校

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1-9


12月4日,由楠枫书院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“岭南文化新讲之七——杜凤治日记与岭南文化”专题讲座,在广州楠枫书院进行。邱捷教授携《杜凤治日记》及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与读者见面,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一起,分享、探讨《杜凤治日记》的史料价值、文化价值,以及对岭南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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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一提的是,当天正好是邱捷教授76岁生日。主办方特地为邱教授准备了生日蛋糕、鲜花等礼物,和全场读者一起,陪邱教授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寿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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碰撞与交融:真实的晚清岭南


杜凤治作为州县官,上面接触各级官员,下面要同绅民打交道,因此日记涉及的面很广,不仅有考试、催征、缉捕、听讼等公务详情,还有大量有关官员任免、官场内幕、中外交涉、风土人情、物产物价、风俗祭祀、演戏赛会、奇闻异事等内容,是了解晚清岭南社会生活的一扇窗。

邱捷教授从三个方面介绍了《杜凤治日记》对岭南文化研究的意义。

首先,它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。邱教授说,当时广东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,又是西方先进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。杜凤治当了5年多南海知县(辖区包括半个广州城),又兼做两广总督的外交助手,同外国事物、外国人有很多接触。一方面他钦羡西方的种种先进技术,知道西方器物进入中国不可避免;另一方面他对此又不太能接受,缺乏学习的积极性,他从不买洋布、洋装,也从不看西医,只看中医。他的日记对当时中西文化在广东的交融、碰撞,描绘了很详细、生动的图景。例如日记记载了同治十年的“神仙粉事件”,民间流传洋人收买中国人在水井撒放“神仙粉”,让很多人生病,求洋人医治,从而逼迫中国人信洋教。为此一些中国人鼓吹烧教堂,引发一场危机。两广总督瑞麟冤杀了多个无辜者,千方百计取得洋人的谅解。这件事就很能反映中西文化在岭南的碰撞。

其次,日记也反映了杜凤治对广东风俗文化的看法和偏见。邱教授说,当时浙江经历太平天国战争,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广东,而杜凤治作为江浙士大夫,却有文化上的优越感,看不起广东和广东人。当时广东士大夫重商、务实、受纲常伦理束缚相对内地宽松,因此杜凤治批评广东士绅“重财货”、“轻廉耻”。他还认为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,不怕官,不安本分,民风剽悍,人心浮动。他不止一次写道,广东将来会成为“天下大乱”的策源地,后来这一预言果真应验。

此外,《杜凤治日记》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广东人的物质生活、衣食住行、年成物价,祭祀、节日、戏剧等,还有越秀山(观音山)、白云山、花地、泮塘、西关等景点地标的情况。比如同治八年的“大打醮”,各色人物“公仔”摆满了一路,热闹非凡;同治十二年的“春色抬搁”大巡游,全城几十万人参与,官民同乐。日记也有助于考证岭南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。如除夕花市的起源,有专家说南越国时就有,有人说始于唐宋,有人说始于明清。广州方志专家陈泽泓主张广州迎春花市民国时才形成习俗。杜凤治当了5年多南海知县,日记却从未提及广州有迎春花市。倘若当时广州有迎春花市,杜凤治作为知县有大量工作要做,不可能不记。因此,迎春花市形成于民国的说法看来较为切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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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字和认人:出版背后的十年之功


《杜凤治日记》历经十年点校终于面世,背后凝聚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讲座现场,邱捷教授也分享了他整理日记过程中,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的一些体会。

邱捷教授介绍说,《杜凤治日记》的整理难度颇大。日记以较草行书写成,又往往写得密密麻麻,还经常在两行之间、段末、页面天头用蝇头小字补记。此外,日记提及人物时通常不用本名、全名,而用字号。凡此种种,对于深入理解、研究其中的内容造成了极大的障碍。

首先是体例问题。邱教授说,整理古籍通常都用繁体字,而《杜凤治日记》出版却改成了简体字。一是因为已经有了影印本,保存了文献的原貌;二是杜凤治写日记用了大量减笔、俗体、异体字,还有一些习惯的错字,如果全都改为繁体,更容易出错。因此,经过多次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以简体横排出版。

其次是认字难。做点注必须每个字都认出,查工具书。杜凤治手写的草书未必规范,有的字特别难认。邱教授举例,日记中提到一个同知许延瑴,字号子双,邱教授一开始认作“延榖”,后来编辑张贤明指出应为“瑴”字,“瑴”意为双玉,与其字号“子双”相对应。很多时候都需要像这样,靠前后文来推测。

最后,“谁是谁”更是一个难题。日记中很少用本名、全名记人物,多以其字号、绰号、地望、绰号、官名别称、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。比如日记中有时候会把巡抚、总督,称作东边、西边,如果不了解广州官署位置,那真是看得一头雾水。署理布政使郭祥瑞,在《杜凤治日记》里有廉舫、藩台、方伯、“七里”等不同的代号。有时杜凤治还会把重要人物姓名、字号写错,如日记里提到一位“胡竹如司寇”,但从嘉庆到同治年间,并无姓胡、字或号竹如的刑部堂官。后来,在工具书遍查字号为竹如的人物,才猜出此人应是咸丰年间的刑部侍郎吴廷栋。邱教授笑言,“幸亏现在有数据库,而且我在同龄人当中略微会查一点。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,这个日记让谁来都整理不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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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与现实:历史研究如何用好史料


对于《杜凤治日记》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,邱捷教授指出,它不仅篇幅巨大、内容丰富生动,而且具有很高的可信度。杜凤治写日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,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,“所以他什么都写,想到就写,甚至可能只是平时的发泄,这种日记就更可信。”邱教授介绍,《杜凤治日记》不仅是研究清朝法制的独特、难以替代的史料,也是研究清朝州县制度和晚清官员生活的重要史料。

在对谈环节,邱捷和刘志伟两位教授也从《杜凤治日记》出发,探讨史学研究要如何用好不同性质的史料。刘志伟教授指出,史学研究强调“同情地理解,理解地同情”。这个“同情”从何而来?研究古人的日记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,“它会把我们带到历史现场去”,从而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现实生活。刘教授说,这与官方的档案不同,官方档案总会经过很多修饰,因此解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史料产生的性质。比如广东的宗族制度,从《杜凤治日记》可以看出,宗族其实是官府和乡村斗争角力的组织,甚至被官府用来逼税,不交就把祠堂烧了,“所以古代农村不可能是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。”

邱捷教授也认为,档案和真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。他举例说,档案显示当时广东一年判处死刑只有十几个人,而杜凤治却写道,他每个月在刑场杀头数以百计。邱教授说,研究历史,“常识不能代替学问,学问不能违背常识”。研究岭南文化也好,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也好,都要广泛搜集材料,搜集以后要注意怎么去解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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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伟教授进一步指出,在解读不同的史料时,还要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。刘教授说,“读材料其实很容易受骗”,比如看了一些常见的材料,会觉得人都很讲道理很有修养,事情都很有秩序;而看了另一些材料,又觉得跟想象中差得很远,这种两极化是不对的。“其实任何写得很好的事情,背后都可能有不那么好的地方,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。” 


主讲嘉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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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捷


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,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。研究方向为孙中山研究、近代广东社会经济。著有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》《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》《近代中国民间武器》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》(合著)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等,整理有《杜凤治日记》,参与《孙中山全集》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的编撰。

 

对谈嘉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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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伟


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现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山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,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、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。长期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、历史人类学研究,著有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: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》《在历史中寻找中国——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》《贡赋体制与市场——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》《借题发挥》《溪畔灯微——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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